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生态文明如何改变中国?****** (生物多样性大会)生态文明如何改变中国? 中新社昆明10月15日电 题:生态文明如何改变中国? ——专访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 中新社记者 阮煜琳 在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生态文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成为热频词,生态文明又是如何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正在昆明参加大会的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提出,生态文明正在引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发展范式的转型,在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下,中国将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 10月14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生态文明论坛在云南昆明举行。图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到实践”主题论坛。 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及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说,此次大会重申了中国对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的承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这提升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引领者地位。 10月12日,云南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会场外,喷泉开启迎接与会嘉宾。 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发展范式的全面深刻转变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中国全社会的共识,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张永生说,从传统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是工业革命以来划时代的变革。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党章,并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产物。生态文明意味着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的全面深刻转变。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福祉”,张永生说,但在传统发展模式下,不仅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很大程度上本末倒置,而且这种模式还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人类社会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 张永生认为,习主席在大会上提出的各国“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倡议,包括“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四点内容,都是关于发展的最基本问题的深刻反思,是在中国发展实践和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智慧。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对过去传统发展道路的纠偏,即从过去过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导向,回到提高人民福祉这个发展的初心。 这种转变在中国如何发生? 据张永生介绍,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日前和腾讯联合开展的“数字生态文明实验基地”研究项目,通过1万余份网络问卷调查和350多万份公开热帖和评论样本大数据分析显示,生态文明正全方位深刻地改变中国。 “民众关于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和选择,均在发生重大转变。如调查显示,只有10%左右的民众认为,环境破坏是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在环境与发展之间,绝大部分人不愿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提高收入”,张永生说。 “但由于现有的发展概念和发展模式大多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很多人对目前在中国以及全球范围正在发生的这场深刻变革却浑然不觉”,张永生说。 对于这种转变在中国如何发生的,张永生提出,首先,生态文明建设明显提升中国发展质量和民众福祉。在经济因为进入新发展阶段而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民众生活满意度却持续提升。 同时,生态文明正在引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发展范式转型,包括发展理念、美好生活、消费观念、商业模式、就业观念、福祉等概念,均在发生深刻变化。 再者,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发展理论,很多都明显同现有事实不符。需要在生态文明新的视角下,对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概念进行深刻反思和重建。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时代开启 “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张永生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发展范式必然发生深刻转变,包括发展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商业模式、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均会发生深刻转变。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的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时代的开启。 张永生表示,这种划时代的转变,正好同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间节点相吻合。在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下,中国将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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